余姚市大隐镇中心学校小学部 郑青红
这是新学期的第一天。
放学了，我把上学期要退的钱准备发给孩子们。因为有几个外地的小朋友还没来得及赶到，所以还剩下五元钱没有退。我顺手把装着钱的信封搁在讲台上，抓紧时间指导值日生搞卫生。
第二天晨会课，我走上讲台，发现了那个信封。我一边默默指责自己工作太马虎，居然把钱落在教室里，一边快速打开信封。“咦，钱呢？”五张一元的纸币不翼而飞了！刹那间，一股怒气涌上心头：五元钱事小，可是究竟是谁拿了这五元钱，偷钱可不是小问题了，才二年级的孩子呀。平日里对他们苦口婆心的教育怎么这么脆弱，《诚实守信》也白上了，看来那些精心讲述的关于诚实和拾金不昧的故事到头来还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我强压着胸口的怒火，严肃地问道：“谁拿了这儿的钱？”“我没有！”孩子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着。
“没拿？那这一元一元的钱是自己长翅膀了？”我打量着每一个孩子，试图从他们的表情中看出些端倪。
突然，小陆站起来大声说：“郑老师，我今天早上看到莫文的口袋里有很多一元一元的钱，和你昨天给我们的一模一样。”
昨天我退给孩子每人只有两元，那么小陆说的情况如果是真的，看来就是莫文拿的。
此时，莫文显得有些不好意思，立刻反驳说：“我没拿！”
“你有的，我也看到了，有很多张。”另一个女生也站起来生气地说。
他的同桌忽然也站起来说：“郑老师，他今天来得最早，一定是没人看见他就拿了的，他说没拿一定在骗人。”
莫文涨红着脸，沉默了。
“不能骗人的！”班长认真地说，“郑老师说要做个诚实的孩子！”
这时，平日里不爱发言的小张也站起来郑重其事地说：“我爸爸妈妈说，拿别人东西，要被人看不起的！”
莫文犹豫了片刻，便低头用手在上下口袋里摸了几下，做出认真寻找的样子，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大家说：“没有！真的没有！”然后他抬起头来，请求似的望着我，马上又低下头说：“老师，我这儿没有的……”
而这时的我，忽然变得异常平静。此时，如果我搜遍莫文的全身包括书包，一定就能找出那五元钱，然后狠狠地在学生面前把他批评教育一番，可是我告诉自己不能这样做。因为我忽然想到，对有些犯错的小孩子来说，常常是越对他进行否定的道德评价，就越是让他难以承认和改正错误，特别是当孩子觉得这个道德评价无人不信、众口一词时，反倒在无形中更强化了孩子对抗到底的心理。而且，否定的道德评价越强烈，孩子就越会认为，一旦承认自己真的错了，那问题就越发严重了。于是，想方设法地否认、辩解、隐瞒，以避免陷入被孤立、被歧视、被另眼看待的境地。
我本想肯定那几个学生对偷拿行为的评价，但我的理智和情感提醒我，现在最急需关注的是莫文，因为需要帮助的是他！作为他的老师，我有责任考虑到他的承受能力，也有责任改变自己的说话方式。
想到这里，我对大家说：“莫文平时很喜欢帮老师拿本子、拿教具，这次一定是怕郑老师把钱弄丢了，他帮老师保管着。是郑老师不好，以为是别人把钱偷了，大家也都把他吓坏了，让他不敢拿出来了。郑老师还记得上次莫文帮老师保管过大家捐的钱呢！”
莫文又开始在抽屉里找，停了停，突然高兴地说：“郑老师，你看，我找到了！”他一边说一边把五张纸币举起来望着我。
孩子们都笑了，有的说：“原来莫文是帮老师来着。”有的说：“我们错怪他了。”
这时，我看到莫文感激地望了望我，又红着脸低下了头。
这件小事，让我想起了周国平先生的《乖孩子的劣迹》。他说他小时候是一个很乖却偶尔要偷东西的孩子，但他认为那些“错事”不具有道德含义。他说：“我庆幸我的偶尔不轨未被发现，否则几乎必然会遭到某种打击和屈辱，给我的成长造成阴影。这就好像一个偶尔患梦游症的人，本来他的病完全可以自愈，可是如果叫醒他就会发生严重的后果。”
这不能不让我们为师者警醒。回头想想，自己小时候不也有太多的“罪行”？而那时的“说谎”、“偷窃”行为也是和我们成人的观念不尽相同的。就算孩子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上述的“罪行”，我们要做的，也不是急着去做道德评价和判定，而是用爱心和宽容去关照，用潜移默化的言行去引导。
我是一名普通的一线老师，我几乎天天都在教育引导孩子，平凡的工作却担负着沉甸甸的责任。我明白：教育的真正任务和目的，不是评判，而是唤醒、等待，激励、鼓舞，更是一种保护。生活中的课堂应让学生过有道德的课堂生活。在上面这件事中，我为自己的做法叫好，我给予莫文的宽容其实就是人性的关怀，我在指导莫文认识自己错误的过程中，没有尴尬，没有伤害，而作为莫文本身来说，实际上经历了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
人性关怀是美好的，它给予学生健康的身心，是品德课的魅力所在，也是我孜孜追求的境界！
